“宁德模式”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典范

来源:《<摆脱贫困>与宁德市情研究》论文集发布时间: 2018-05-23 15:35 浏览量:{{ pvCount }}【字号:    

李宪建

                   

(中共宁德市委党校 宁德市行政学院,福建宁德 352199

 

  要:宁德模式”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成功实践,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典范。从探索历程来看,“宁德模式”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总体特点,其变迁反映出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三大历史转变;从基本内涵来看,“宁德模式”是以“精神扶贫”为先导、“靠山念海”为特征、“三产联动”“造福工程”“四下基层”为途径的连片贫困地区扶贫开发的范式;从发展理念来看,“宁德模式”从理论上回答了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三个关键问题,即“为了谁和依靠谁”问题、扶贫开发“谁来干和怎么干”问题、扶贫开发“内生力量和外生力量关系”问题。

关键词:宁德模式;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典范

反贫困是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扶贫是关乎国家均衡发展、社会稳定和谐和人民福祉的大事。在我们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上,贫困与饥饿问题一直如影随形。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扶贫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中,各个地区根据自己的地域经济和社会文化特点,有针对性地探索出大量具有创新性的扶贫理念和做法,为全国及至世界反贫困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和实践经验。如经过近30年的实践探索,宁德也成功走出了一条富有区域特色的扶贫开发路子。2015年12月7日,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出席了在宁德召开的东部地区扶贫工作座谈会,并在会后深入福安、福鼎、霞浦等市县贫困村考察,在此基础上,他充分肯定宁德扶贫工作取得的成效,指出“宁德模式”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成功实践,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典范,值得认真总结学习[1]。

一、从“宁德模式”探索历程的三个阶段来看

纵观宁德扶贫开发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将“宁德模式”的实践探索分为起步、攻坚和成熟三个阶段。宁德扶贫模式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总体特点,其变迁反映出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三大历史转变,即从外生性扶贫到内生性扶贫的转变、从粗放型扶贫向精准式扶贫的转变、从单一型扶贫向系统型扶贫的转变[2]。

(一)初始阶段

这一阶段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主要以解决温饱问题为基本任务,体现了扶贫开发从外生性扶贫到内生性扶贫转变的过程。外生性扶贫主要解决的是导致贫困的一些基础性瓶颈约束,比如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建设、生态环境改造、对极端贫困人群和能力缺失者的救济式扶贫等。这些扶贫措施为贫困人群脱离贫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还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但外生性扶贫在大部分扶贫工作中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只有首先解决了约束农村发展和贫困人群改变命运的那些外部瓶颈因素,才能为进一步彻底脱贫提供物质基础[2]。

1988年5月,习近平同志从经济发达的厦门来到宁德工作,面对着“老、少、边、岛、贫”的贫困落后面貌,他没有脱离实际,一味强调跨越式发展,而是大力倡导“滴水穿石”的精神,制定了“扶持特困、巩固温饱、开发致富、增强后劲”的脱贫致富工作方针,统一了干部群众的思想,避免在经济社会发展思路上走进“欲速则不达”的误区。因此,宁德在初始阶段的扶贫开发工作中,着重于改造阻碍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山区交通不畅、生产生活基础设落后和生态环境差等问题。

而在外部瓶颈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外生性扶贫必须进一步深化,并向内生性扶贫转变。这时扶贫开发工作要更多地通过各种体制机制的创新,激发贫困人群自身的内在动力,通过贫困人群自身能力的增进,实现自我脱贫。只有这种基于贫困人群自身能力增进的自我脱贫,才是可持续的脱贫,才不容易返贫。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农村交通等基础设施逐步改善之后,宁德各级党委政府还通过多种措施,挖掘和激发贫困人群内在的能力,把扶贫开发的重点放在提高贫困人群的自我实施能力和自我创造能力,从而打下彻底消除贫困的基础。在实践中,逐步从初期的“输血”式扶贫,向“输血”与“造血”并重的扶贫措施转变,组织“经济发展大合唱”,大念“山海经”,推广“种养加”,推动工业、农业两个轮子一起转,基本解决了绝大多数贫困户的温饱问题,结束了“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历史。

(二)攻坚阶段

这一阶段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至90年代末,主要以脱贫致富奔小康为工作主线,体现了扶贫开发从粗放型扶贫向精准式扶贫转变的过程。在这个阶段,宁德初始阶段的普惠性扶贫模式逐渐向精准式的扶贫模式转变,其关注的重点也由“面上”的基础设施和制度供给的缺失转向每个贫困者自身的特殊问题,也就是“点上”的问题。这个转变的核心,是在前期基础性扶贫和制度变革型扶贫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刻分析每一个贫困者致贫的根源,寻找其致贫的特殊原因与个体原因,从而有针对性的探讨个体化的脱贫方案[2]。从1992年开始,宁德各级党委政府,抓住国务院批准闽东为“开放促开发扶贫综合改革试验区”[3]的历史机遇,坚持“以开放促开发”,发展壮大乡镇企业,增强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提倡“为官一场,造福一方”,精心组织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①。

从1994年开始,宁德还在福建省率先实施“造福工程”,对居住在“老、少、边”等生存发展环境恶劣地区的贫困群众实施有组织、大规模搬迁,期间主要经历了“农村茅草房改造”、“连家船民上岸定居”和“整村搬迁集中安置”三个阶段。这可以说是响应全国开发式扶贫的一个创新举措,也是精准扶贫的一个范例。1998~2000年,在习近平同志的大力推动下,福建省委省政府和省直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宁德拉开了连家船民大规模搬迁的序幕,举全市之力投入资金8000多万元,用3年时间使全市近2万船民上岸定居。到目前,宁德基本结束了连家船民漂泊海上、居无定所的历史。福安溪尾镇溪邳村2015年还成为中国东部地区扶贫开发工作座谈会的观摩点,该村的“船民安居工程”得到国务院副总理汪洋的充分肯定。

实践证明,通过实施“造福工程”,闽东地区“老、少、边”群众、连家船民和自然灾害险情村群众从根本上改善生存发展环境,拓宽了就业增收门路。在扶贫开发工作进入攻坚阶段之后,宁德把精准扶贫作为工作的基本方略,更加明确“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问题,更加注重“因地、因户、因人”施策,确保扶持对象更精准,项目安排更精准、资金使用更精准、措施到户更精准、因村派人更精准,走一条精确制导、精准施策的扶贫脱贫路子。

(三)成熟阶段

这一阶段从新世纪以来至今,主要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奋斗目标,体现了扶贫开发从单一型扶贫向系统型扶贫转变的过程。新世纪以来,宁德市委、市政府在总结精准扶贫工作经验时,把坚持“全民参与”作为一条重要经验提出来,强调要处理好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的关系,逐步形成了由“政府单一型”向“全民参与、协同推进”的系统型转变的扶贫开发工作新格局。在党的领导下,将政府主导、市场协同和村民参与进行了有机结合,最终形成了政治有依托、政策有扶持、资源有保障的成绩显著的互动式扶贫效果[4]。

在实践中,宁德各级党委政府以经济社会发展薄弱乡村为主战场,以贫困和低收入人口为主要帮扶对象,全面组织实施整村推进、小额信贷、“造福工程”等扶贫开发工程。近年来,宁德市围绕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先后制定10多份扶贫开发政策文件,并出台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山地农业、林下经济、村集体经济等系列真金白银的帮扶措施,加大对山地农业、林下经济、花卉苗木、水产养殖等特色产业的扶持力度,提高造福工程搬迁补助标准,逐村推广普惠金融,尽可能提高强农扶贫资金受益面。与此同时,又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贫困人口的分布特点,划出一批重点扶贫对象,做到“县有重点乡、乡有重点村、村有重点户”。从2002年开始,宁德连续实施了4轮整村推进扶贫开发,1054个贫困村,实现了分期分批、集中力量、逐村逐点整体脱贫。

2015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之后,宁德在第一时间出台了《关于深入贯彻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的若干意见》,明确了到2020年现行国定、省定标准的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达到“两不愁、三保障”的要求;同时,制定了以“六六四”(即精准扶贫六到村、六到户、四到县)为主的一系列精准扶贫政策措施。同时,市委市政府明确,从2016年开始,市本级每年统筹2亿元及新增财力的80%用于精准扶贫,举全市之力将扶贫开发的“大会战”转入精准脱贫的“攻坚战”和“歼灭战”。为了尽早完成“造福工程”的目标任务,宁德计划从2016年开始,以每年搬迁200 个自然村2万人左右的工作进度,到2018年逐步完成现有1200个边远偏僻自然村搬迁。鉴于宁德近30年来扶贫开发的巨大成就,汪洋同志在2015年12月7 日召开的东部地区扶贫开发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了扶贫开发“宁德模式”这一概念,这既是对宁德市扶贫开发工作的高度肯定,也是对下一阶段工作的激励鞭策。

二、从“宁德模式”基本内涵的时代特征来看

任何一种模式,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长期的群众实践,“宁德模式”也不例外。可以说,“宁德模式”是继承传统和总结经验的结果,是习近平同志扶贫开发战略思想的成功实践,是以“精神扶贫”为先导、“靠山念海”为特征、“三产联动”“造福工程”为途径的连片贫困地区扶贫开发的范式②。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强调精神扶贫,扶志扶智要先行

习近平指出:“一个人不怕被别人打倒,最怕自己被自己打倒,一个组织也一样。”[5]152摆脱贫困也是这个道理。要树立“弱鸟先飞”的赶超意识,弘扬“滴水穿石”的坚韧意志。“地方贫困,观念不能‘贫困’。‘安贫乐道’,‘穷自在’,‘等、靠、要’,怨天尤人,等等,这些观念全应在扫荡之列。”“我们要把事事求诸人转为事事先求诸已。”[5]2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没有什么捷径可走,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发生巨变,只能是渐进的,由量变到质变的、滴水穿石般的变化。”[5]34近30年来,宁德各级党委政府禀承这一思想,在实践中重视治穷与治愚相结合,从思想上、精神上帮扶,帮助村民树立战胜困难、摆脱困境的信心和斗志。有“中国扶贫第一村”称号的福鼎市赤溪村,当年全村22户村民毅然决然告别祖祖辈辈居住的地方,搬出大山,所依靠的正是这种精神。经历10“输血”就地扶贫、10年“换血”搬迁扶贫、10年“造血”“旅游+产业”扶贫的艰苦历程,告别了‘早出挑柴换油盐,晚归家门日落西’的苦日子。2016年,该村人均收入达1.3多万元,是1984年的70倍,人均住房面积36.5平方米,是1984年的4倍。终于彻底实现了从“贫困村”向“小康村”的转变。

(二)注重因地制宜,三产联动谋发展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宁德就抓住国务院批准闽东为“开放促开发扶贫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历史机遇,精心组织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努力推动“造福工程”,探索出一条因地制宜的“三产联动”发展路径。在农业先动方面,充分利用山海资源优势,“靠山念海”,树立“大农业”思想,大力发展“三色经济”③。在工业带动方面,充分发挥落户宁德的福建青拓集团等冶金产业的龙头带动作用,持续推进电机电器、食品加工、合成革等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通过每个贫困县建设1个以上工业园区(或集中区),带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实现就业脱贫。在服务业推动方面,引导贫困乡村群众“农忙种地、农闲经商”,鼓励农民参与农林牧副渔业配套的加工、储存、包装、运输、供销等服务业。

(三)坚持“四下基层”,转变作风促发展

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就大力推行“四下基层”的工作制度。通过实践的检验,在1990年1月召开的宁德地委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首次对“四下基层”进行了完整的阐述。他强调,“去年开始的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下基层、信访接待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的做法要坚持下去。”并要求全区各级领导干部把“四下基层”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方法全面推开并长期坚持[6]。习近平在闽东工作的两年多时间里,全区100来个乡镇他跑了80多个,4个不通公路的偏僻特困乡走了3个,为基层解决了许多“热点”、“难点”问题,总结了一批新鲜的经验,切实推动了基层工作发展。

(四)做到久久为功,生态扶贫改穷貌

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就指出:“什么时候闽东的山都绿了,什么时候闽东就富裕了。......森林是水库、钱库、粮库,这样说并不过分。”[5]110-111近30看来,宁德各级党委和政府禀承这一理念,一方面坚持把扶贫与生态、开发与保护结合起来, 努力实现“百姓富”与“生态美”有机统一,让贫困人口从生态建设中得到更多实惠,真正做到“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宁德在上世纪80年代全面开展环境“脏乱差旧”、“人畜混居”治理的基础上,于上世纪90年代,实施了“五通”“五改”“五化”工程,把农村环境整治与扶贫开发工作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努力推动“资源村”向“生态村”转变。九山半水半分田,这是对宁德生态环境的形象概括。宁德面海背山,全市陆域面积1.35万平方公里,90%以上是山地,森林覆盖率达66.99%,海域面积4.45万平方公里,占全省的三分之一,称得上是东南沿海地区绿色资源的丰富地带。大自然对宁德格外优厚,既为城市的绿色发展提供了宝贵资源,也让宁德的林业、农业、渔业、旅游业等绿色富民产业有了起飞的跳板。因此,那些“富饶的贫困村”都成了脱贫攻坚的主战场。

三、从“宁德模式”发展理念的重要启示来看

“宁德模式”的理论基础是习近平同志扶贫开发战略思想。《摆脱贫困》一书当中的思想观点,既是“宁德模式”的理论根基,也是习近平同志新时期扶贫开发战略思想的逻辑起点和思想来源,两者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逻辑联系。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立足当时宁德贫困落后的实际,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抓住“摆脱贫困”这个最主要的任务,大力倡导“滴水穿石”精神、“弱鸟先飞”意识、“行动至上”作风和“四下基层”制度,提出了一系列扶贫开发的重要思想和工作方法并付诸实践,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好传统、好作风、好经验,这些理念和做法集中体现在他当年撰写的《摆脱贫困》一书中,这对宁德摆脱贫困历程产生了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也为后来宁德的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具体来说,“宁德模式”在探索实践中逐步回答了我国扶贫开发“为了谁和依靠谁”、扶贫开发“谁来干和怎么干”、扶贫开发“内生力量和外生力量关系”等三个关键问题。

(一)扶贫开发“为了谁和依靠谁”的问题

在宁德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认为,搞扶贫开发工作首先要在思想认识上弄清楚扶贫开发“为了谁和依靠谁”的问题。为此,他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付诸实践。他认为,我们搞扶贫开发,就是为了让广大农民脱贫致富,过上好日子。在习近平同志这一“民本思想”的引领下,宁德各级党委政府在扶贫开发的具体做法上,都是根据群众的脱贫需求来推动实施的,都是把人民群众的福祉、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

同时,“宁德模式”也明确了人民群众在扶贫开发中的主体地位,强调扶贫开发根本还是要靠自力更生,还是要靠乡亲们内生动力。习近平同志指出:“一般说来,关照多一点总不是坏事。这心情可以理解,但我们有必要摆正一个位置:把解决原材料、资金短缺的关键,放到我们自己身上来,这个位置的转变,是‘先飞’意识的第一要义。我们要把事事求诸人转为事事求诸已。......贫困地区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努力、政策、长处、优势在特定领域先飞。”[5]2-3如果凭空救济出一个新村,简单改变村容村貌,内在活力不行,劳动力不能回流,没有经济上的持续来源,这个地方下一步发展还是有问题。一个地方必须有产业、有劳动力,才能发展。可以这样说,贫困地区和扶贫对象是否具备了内生发展动力,是检验扶贫开发目标能否实现的重要标志。只有内生动力和“造血”功能不断增强,贫困地区发展才具有可持续性,贫困人口才算真正脱贫。回望宁德的扶贫开发工作历程,每一项扶贫措施都是在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中得到不断深化、结出丰硕成果,扶贫开发工作的主体是人民群众,最终受益的也是人民群众。

(二)扶贫开发“谁来干和怎么干”的问题

习近平同志指出:“贫困地区的发展靠什么?千条万条,最根本的只有两条:一是党的领导;二是人民群众的力量”。他强调,贫困群众既是扶贫对象,也是发展生产,摆脱贫困的主体。但在培养农民的主体性,从而实现农村的内生性的发展和贫困人群的内生性脱贫的同时,还要发挥领导干部的组织带头作用。他指出,“干部只有到人民群众中去,并且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相联的关系,才能使党的方针、政策得到更好的贯彻”。

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大力推行“四下基层”的工作制度,大规模派出机关干部到基层“蹲点”扶贫,大力整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做法在宁德得到了长期的坚持,党委政府的扶贫方针通过工作“重心下移”被带到贫困乡村,各项有针对性的扶贫政策通过“一线服务”得到了充分贯彻落实,农村基层组织通过不断整顿,在扶贫开发中的“核心力量”不断加强。习近平同志还强调,扶贫开发要取得成功,必须有水滴石穿的精神。他指出:“‘水滴’敢字当头、义无反顾的精神弥足珍贵。......一滴滴水对准一块石头,目标一致,矢志不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滴下去---这才造就出滴水穿石的神奇!我们的经济建设工作又何尝不是如此。”[5]58同时,他认为,破除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在策略实施上要走一条“双向开放”和“双向开发”的道路。“双向开放”即对内、对外同步开放;“双向开发”即资源与市场同时开发。“一方面要积极参与本地区和沿海发达地区的市场竞争,加强外引内联,大力引进信息、资金、技术和人才,进行优势互补;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和交换,努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全面发展[5]121-122。正是通过因地制宜谋发展、脚踏实地搞开发,宁德扶贫资源才得到充分合理的配置,群众的内生动力和首创精神才得到充分的激发,一批好的扶贫经验、有效的扶贫措施、生动的扶贫典型才不断涌现,从而使“宁德模式”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了检验和发展。

(三)扶贫开发“内生力量和外生力量关系”的问题

内生力量即是来自贫困人群自身的力量,包括其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其他专属能力。外生力量包括在扶贫工作中各参与方的力量[2]。“宁德模式”强调了内生性扶贫重要性,同时也强调了外生性扶贫和内外结合促进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习近平同志宁德地区工作期间一再强调扶贫先扶志的重要性。他指出:“地方贫困,观念不能‘贫困’。......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但能否实现‘先飞’、‘先富’,首先要看我们头脑里有无这种意识。”[5]2因此,摆脱贫困首要意义并不是物质上的脱贫,而是在于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扶贫先要扶志,要从思想上淡化贫困意识。宁德扶贫开发的实践告诉人们,与贫困比起来,更可怕的是思想贫乏、没有志气,是穷自在、等靠要。扶贫先要在思想根源上想办法下功夫,要树立摆脱贫困的勇气和撕掉贫穷标签的志气。同时,“宁德模式”也强调外生力量、社会协同扶贫的重要性。在实践中要充分发挥群团组织、社会团体、龙头企业作用,调动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扶贫事业,积极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有机结合和互为支撑的大扶贫格局。这种内生力量和外生力量的有机融合,正是“宁德模式”取得较大成效的关键所在。(作者系中共宁德市委党校教授)

注释:

1.1994年3月,国务院制定和发布的关于全国扶贫开发工作的纲领。“八七”的含义是:对当时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力争用7年左右的时间(从1994年到2000年)基本解决。以该计划的公布实施为标志,我国的扶贫开发进入攻坚阶段。

2.“精神扶贫”为先导,意思是扶贫先扶志,治贫先治愚,大力弘扬“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精神品质。“靠山念海”是“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的简称,意思是脱贫致富要因地制宜谋发展。“三产联动”,意思是扶贫开发要走“农业先动、工业带动、服务业推动”的三次产业联动发展的路子。“造福工程”是指宁德从1994年开始在福建省率先实施的整村搬迁扶贫开发工程。

3.“三色经济”,即绿色林业经济、白色水电经济、蓝色海洋经济。

参与文献:

[1]江洋.“宁德模式”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典范[EB/OL]http://mt.sohu.com/20151208/

n430225118.shtml.

[2]王曙光.宁德模式探索:内生性扶贫的理论与实践[R].北京大学经济学院,2016-01.

[3]国务院.关于同意将宁德地区开放促开发扶贫综合改革试验区列为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的批复[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92,(30).

[4]清华大学课题组.政府、市场、村民互动式扶贫模式探析---政府、市场、村民互动式扶贫模式探析[R].北京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6-01.

[5]习近平.摆脱贫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6.

[6]习近平.坚定方向,把握目标,满怀信心再创闽东工作新业绩[R].在宁德地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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